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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us Huerta de Soto)
译者:程晔
2010年10月28日,哈耶克纪念演讲,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LSE)。原文由科布登研究中心(Cobden Centre)出版。
我很荣幸应伦敦经济学院(LSE)之邀,来此发表哈耶克纪念演讲。感谢学院及提摩西·贝斯利 (Timothy Besley)教授的邀请,感谢飞利浦·布思(Philip Booth)教授和经济事务学院允许我借此机会介绍新书《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精神》,最后要感谢托比·巴克森代尔(Toby Baxendale)促成了这次演讲。
今天我将集中讨论最近的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经济萧条。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皮尔银行法(Peel's Bank Act)的致命错误
首先,我要强调一个重要的论点:今天折磨我们的一切经济与金融问题都可回溯到1844年7月19日,那一天,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日后全世界的金融与经济演化过程,直至今日。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一直辩论,什么是造成虚假经济繁荣以及紧随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历经多年辩论,《皮尔银行法》得以在那一天通过。
1844年的银行特许法成功地采纳了英国通货学派的健全货币理论。这个学派准确的辨识出造成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根源-私人银行人为的虚假信用扩张。在信用扩张的背后没有真实的公民储蓄支持,而是通过大量发行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那时主要指银行纸币和远超黄金数量的存单)。于是,皮尔银行法要求银行按100%黄金储备发行纸币,这不仅完全符合最基本的罗马法原则-禁止伪造和过量发行纸币,并且向终止繁荣与萧条的无限循环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
然而,尽管皮尔银行法的意愿良好、理论基础坚实,它却是一个大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它没能同样把100%的准备金要求扩展到活期存款(米塞斯 1980, pp. 446–448)。不幸的是,在皮尔的年代,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已被彻底忘记。300年前,经院哲学家们早已发现活期存款(拉丁语chirographis pecuniarium, 意思是仅由银行记账条目创造的货币)同样是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德索托2009, p. 606)。他们意识到,从法律角度看,无视对活期储蓄的100%准备金要求是道德上的恶和犯罪行为-尽管不是超额发行纸币那样的伪造行为,但却是侵占挪用。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们犯了错,他们对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早期发现一无所知。皮尔银行法的这一错误是致命的:1844年后,银行家们继续保留部分准备金的做法,当然不再是为银行许可法所禁止的发行纸币上,而是用在活期存款上。换句话说,银行重新定位了业务,从过量发行纸币改成了发行部分准备的活期存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没有区别。
于是,人为的信用扩张与经济繁荣得以继续,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也就无可避免。尽管《皮尔银行法》里倾注了良好的意图与愿望,不久,这个法案失去了全部的公信力与公众支持。不仅如此,它的失败决定了之后金融事务的演化,直至今日。它也完全解释了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与货币系统因这种缺陷的制度设计遭受的折磨,以及我们当前承受的严重经济后果。
当我们考虑到《皮尔银行法》的失败,日后的事件演变可想而知:泡沫不断形成,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此起彼伏。银行救助司空见惯。最后的借款人--中央银行的成立,恰恰就是为了救助银行,为了可以在危机时创造足够的流动性。黄金被废除,全世界范围实施法定货币与纯粹纸币制度。正如我们所见,历史进程的结果揭示出制度设计的缺陷。启示我们为什么时至今日――21世纪的第2个十年,金融混乱仍在不可思议地影响全世界。
健康的资本积累过程-以真实储蓄为基础
现在这点很重要。由中央银行主导的部分准备金银行系统,是如何通过创造人为的信用扩张,来扭曲真实的生产结构――制造泡沫、引导不明智的投资,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与严重经济萧条的?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经济进程的细节。不过,为了纪念哈耶克,在开始讨论前我们必须记住,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至关重要的资本理论几乎完全被主流大学的经济理论课程排除。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解释在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才能、自发性与微观经济进程,它们倾向于正确地投资经济主体的全部储蓄。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具备了这一知识,才能让我们理解到,没有经济主体的真实储蓄,仅用银行账目上实现的活期存款来进行投资,结果将天差地别。
现在我们要解释的,正是为什么从经济理论上看,所谓储蓄悖论(paradox of saving)是完全错误的(哈耶克 1975, pp. 199–263)。不幸的是,即便修完大学经济理论课程,也只有极少数学生明白这个道理。然而,这一知识被毋庸置疑的应用于一个最重要的,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熟知的自发市场过程。
为了理解下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形象地把市场上真实的生产结构看成一个跨时段的过程。其中包括很多复杂的时间段。多数的劳动力、资本品与生产资源投入并不用于生产当年的消费品,而是为了生产未来2到5年,甚至更久之后才有需求的消费品和服务。例如,从工程师开始构思和设计一种新车,到开采出铁矿石并炼成钢铁,从制成各种汽车零部件,到装配厂组装成型,然后运输和分销…整个过程耗时数年。
这个周期由一系列复杂的跨时生产阶段衔接构成。那么,如果经济主体的主观时间偏好突然降低,导致本年度的当前消费减少,比如10%,会发生什么情况?一旦如此,将激发3个关键的自发微观经济过程,趋向于确保正确地投资新节省的消费品。
第一个效应,不同生产阶段之间产生盈利差异:近期消费品工业部门的销售相对下跌,其盈利下降或停滞。而对于面向2到5年、甚至更久之后成型的远期消费品生产行业,它们的盈利能力不受当前短期消费减少的影响。
利润是影响企业家改变投资决策的关键信号。在面向未来消费的当前资本品生产行业中,相对较高的利润吸引着生产结构中所有的企业家。他们必须改变生产与投资,从盈利下降的近期消费品行业转向更有利可图的,为远期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资本品行业。
新增储蓄的第二个效应是降低利率,并影响为远期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资本品价格:利率用来折现资本品未来的预期收益,降低利率将提高资本品的市场价格,越是为远期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资本品,其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大幅上涨的资本品价格对照因(储蓄增加)消费需求减少而降低的消费品价格,即第二个非常强大的微观经济效应。它传递给全市场一个信息--企业家必须改变生产方向,减少对近期消费品行业的投资,向服务于远期消费品的资本品行业增加投资。
最后的第三点,是哈耶克称为的“李嘉图效应”(Ricardo effect)(哈耶克 1948, pp. 220–254; 1978, pp. 165–178)。李嘉图效应是指储蓄增加对真实工资的影响:储蓄增加使得当前消费品销售下降,价格停滞甚至下跌。如果要素收入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真实工资增加【译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以及企业家的应对措施,在边际上用相对便宜的资本品替代劳动力。
李嘉图效应解释了,即使消费品销售下降,也完全可能盈利,只要生产成本下降更多,比如用机器和电脑替换相对昂贵的劳动力。谁来生产这些新电脑、机器设备和资本品?恰恰正是那些被停滞不前的消费品工业解雇的工人,他们被重新配置到为更远期生产服务的资本品工业,那里需要他们生产新的资本品。
李嘉图效应与前两个效应一起,推动更远离当前消费的生产阶段,并延长整个生产过程,使其包含更多阶段。这个资本更密集的新生产结构完全是可持续的。因为它全部由之前的真实储蓄支持。此外,它能显著地增加未来的消费品生产,以及全部经济主体的实际收入。这3个效应联合起来,全部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它们构成最基本的资本理论课,解释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上的长期趋势――正确投资新增储蓄,不断促进资本积累,并相应带来可持续的福利增长与经济发展。
部分准备金引起的泡沫本质
现在,对照上述健康的资本积累过程,我们就能完全理解,没有真实储蓄支持,仅凭中央银行(最终贷款人)的指令,靠部分准备金银行的人为信用扩张来资助投资项目,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单边的信用扩张意味着银行发放新贷款,并将其记录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栏里。而自动平行纪录在负债栏里的,就是银行凭空创造的活期存款。这样,在人为的信用扩张过程中,新货币持续被创造出来――或者应该称为新的“虚拟”货币,因为它只实现在银行账本的条目里。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大约只有10%的货币供给是现钞(纸币和硬币)的形式,而其它90%的货币供给都是以这种虚拟货币的形式(这正是400年前,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们定义的chirographis pecuniarum,即仅在银行账本上实现的虚拟货币)。
信用扩张为何如此诱人并广受欢迎?它完全腐蚀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并极大地降低了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很容易理解,一开始,企业家们往往非常欢迎信用扩张,因为它使得一切投资项目,不管平常看起来有多疯狂,都能轻松地以极低利率融资。信用扩张创造的新增货币被企业家用来购买生产要素,大部分被部署到远离消费的资本品工业中。
由于这一过程不是由储蓄增加引起的,消费品工业并没有释放出生产资源。大宗商品、生产要素和资本品的价格,以及股市上相对应的证券市值趋于大幅上涨,造成市场泡沫。每个人都很开心,尤其是看上去似乎个人财富的增长轻而易举,即不用牺牲储蓄,也不需要诚实艰苦地努力工作。
新经济号称良性循环,看上去已经彻底避免了萧条,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被欺骗了:投资者看着天天上涨的股票价格非常开心;消费品工业满负荷运转,产品涨价都一抢而空;餐馆总是满座,门口排着长队;在充分就业的时代,工人和工会们乐见企业家拼命争抢劳动力,工资上涨,移民涌入;政治领袖们得益于极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他们照旧向选民推销,宣称这些归功于自己的领导力和良好的经济政策。政府预算官员们瞠目结舌的发现,公众年收入以两位数字增长,尤其是增值税收入。尽管增值税本应来自最终消费者。但在由人为信用扩张创建的远期生产阶段里,企业家们已经提前预缴了增值税,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这个派对能继续多久?消费者不愿增加储蓄,投资者却持续的用银行创造的虚拟货币来进行没有储蓄支持的投资。这种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极不协调的行为能持续多久?不用牺牲,任何人都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样的幻觉还能持续多久?
自由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动态效率的过程(德索托2010a, pp. 1–30)。无可避免地,市场迟早会发现这个巨大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市场同时产生6个自发的微观经济反应,以图遏止并逆转泡沫年代的人为信用扩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抑制信用扩张效应的市场自发反应。
在拙作《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德索托2009, pp. 361–384)中,详细阐述了6个不可避免的自发微观经济效应,以逆转由持续而强烈的银行信用扩张引发的虚假繁荣。简述如下:
1、初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主要是劳动力、自然资源与大宗商品)。原因是这些资源没有从消费品工业释放出来(储蓄没有增加)。不同生产阶段中的企业家们利用新发放的银行贷款,相互竞争这些初级生产资料。
2、随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时间偏好并没有改变,消费者拿到新货币,开始照常消费。而企业家们却拼命为了多生产远期消费品,而减少一切近期消费品生产。这也解释了下面一个因素。
3、生产近期消费品的企业会计利润相对大幅增加,尤其是与资本品工业相比。而资本品的利润因为成本上涨超过营收而停滞。
4、与真实储蓄增加带来的效应相反,李嘉图效应开始起反作用。现在,消费品价格相对上涨(或消费品工业因生产能力提高而增加营收),初级要素收入的上涨开始降低真实工资。从而鼓励企业家们用廉价劳动力替换机器设备,这样对资本品的需求减少,远期消费品行业【译注:资本品行业】的利润也降低。
5、贷款利率上涨,甚至超过信用扩张前的水平。原因是,信用扩张迟早会停止。贷款人要求更高的购买力和风险溢价,使得利率大幅上涨。此外,陷入错误投资的企业家们为了完成投资项目,开始争取额外融资的“生死决战” (哈耶克 1937)。
前5个效应一起导致了下面的第6个联合效应。
6、处于远期生产阶段的公司开始发现,自己正遭受严重的会计损失。对比近期消费品行业的盈利,最后,毋庸置疑地揭示出企业家们犯了严重错误。当务之急是终止,并清算那些泡沫时期进行的错误投资项目。
正如书中所述,市场是一个动态效率的过程(韦尔塔·德索托2010a, pp. 1–30),当市场发现繁荣期发放的银行贷款,其真实价值已大幅缩水。换句话说,市场发现银行资产的价值大大低于之前的估计,而其债务(繁荣期间凭空创造的存款)保持不变,那么实际上银行已经破产了。如果没有最终贷款人【译注:中央银行】不顾一切的救助,金融和货币体系将彻底崩溃。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理解到,“银行危机不是造成经济萧条的原因,而是最重要的早期征兆之一”。
当市场发现繁荣期进行的许多投资项目无利可图时,经济萧条就开始了。接着,消费者要求清算错误投资(考虑到消费者的真实意愿,现在发现这些项目太遥不可及)。萧条标志着痛苦的生产结构调整过程开始,生产资源被从远离消费的生产阶段撤回,并转投到最接近消费的生产阶段。
一旦信用扩张开始,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因为缺少真正节省下来的可用资源,市场迟早会发现繁荣期由银行资助的投资项目太鲁莽了。换句话说,繁荣期的银行信用扩张促使企业家们行动起来,就像真实储蓄增加一样,但事实上储蓄没有增加。
一旦犯下这种整体性的经济计算错误,市场迟早会自发地发现并纠正错误,事实上,哈耶克的全部经济周期理论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计算理论的一个特例。米塞斯发现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这个原理完全适用于目前设计错误并被严格监管的银行系统。
2008金融危机的特点与当前的经济萧条
目前结束的这轮扩张始于2001年美国上一次经济萧条,美联储又一次大规模实施人为信贷投资扩张――没有公民自愿储蓄支持。事实上,多年以来,由纸币与银行存款构成的货币供给年增长超过10%(这意味着,每隔七年全球流通货币总量翻番)。
剧烈的信用扩张释放的交易媒介,被银行用极低的利率(甚至实际上是负利率)贷出去。投机泡沫被吹大,资本品与房地产价格,以及股市上相对应的证券市值飙升,股指大涨。
说也奇怪,巧合的是,在1929年大萧条前的“繁荣”年代,货币供给增加的冲击并没有明显影响一揽子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消费品和服务大约占市场上全部交易的1/3)。而与此类似的是,新技术在上一个十年得到广泛应用,企业家们勇于革新,带来生产能力的飞跃。如果没有“货币与信用注入”,这本可以健康持续地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造福全民。
此外,中国与印度经济完全融入全球市场。逐步提高了消费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能力。面对如此可观的产能增加,消费品价格却缺乏健康的“通缩”,这证明货币冲击已严重扰乱了整个经济过程。让我们记住那些极端反通缩分子,在泡沫盛行的年代里,即使出现微乎其微的健康通缩迹象,也被他们当作加大信用扩张的依据。
如前所述,人为扩张信用和流通媒介不是一条通往稳定、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捷径。在高储蓄率的背后,必要的牺牲与纪律约束不可或缺。(事实上,尤其是在美国,危机之前的自愿储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多年跌成负数)。
是什么终结了愉悦的货币狂欢,并开始了宿醉般的萧条?触发因素很多,每一个周期各异。首先,本轮周期最显而易见的触发因素是大宗商品与原材料的涨价,尤其是石油;其次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最后是当市场明确发现银行资不抵债(其主要资产是错误发放的抵押贷款)后,大银行机构的失败。
如果我们考虑到上一轮信用扩张程度,以及造成的错误投资面之广,很可能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不考虑更加刚性的劳动力市场带给欧洲的负面影响--延长萧条、加重痛苦)在本轮周期中,欧洲货币同盟经济体受损程度相对较轻。
尽管欧洲央行的扩张性政策也犯了严重错误,但比起更不负责任的美联储还是强多了。此外,实施欧元趋同标准【译注:指《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标准】给欧洲主要经济体带来了健康显著的恢复。只有一些外围国家--如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实施欧元趋同标准时陷入大规模信用扩张。
西班牙是个典型的例子,西班牙的经济经历了一场大繁荣。其中部分来自真正的经济增长(如由首相何塞·阿斯纳尔主导的自由化体制改革)。然而,更多的则来自人为的货币与信用扩张,其扩张率是同时期德法两国的3倍。
面对实施趋同标准带来的低利率,西班牙的经济主体们理解为传统的宽松信贷政策:大笔宽松信贷唾手可得,天量贷款申请涌向西班牙银行(主要用于资助房地产投机)。西班牙银行靠凭空创造货币发放贷款,而欧洲央行却泰然自若地袖手旁观。一旦危机来袭,调整过程迅速而有效:不到一年,有超过15万家公司倒闭,主要来自建筑行业。几乎有5百万工人被错误的行业解雇。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尽管西班牙经济大体上还很虚弱,但已经被治愈。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待会儿我们继续讨论。现在,先让我们评价一下新会计准则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的负面影响
我们必须牢记,长久以来,人为信用扩张的核心特点是:在美洲大陆与欧洲,几个世纪来全球奉行的传统会计准则被缓慢侵蚀。
具体来说,许多国家立法规定实行国际会计标准(IAS)。这意味着传统的谨慎原则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对资产评估采用“公允价格”原则,尤其是金融资产。
事实上,在投机泡沫充斥的年代,“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强化了这一过程:上升的股票市值被立即记入会计账本,然后这些会计条目又被当作股市上金融资产价格继续虚假上涨的依据。
很容易看出新会计准则的循环放大效应,它加剧动荡,并错误地引导商业管理:它在繁荣期创造虚假的“财富效应”,引诱人们去承担不成比例的风险。有朝一日错误呈现,资产的迅速贬值立刻吞蚀公司资本。迫使其在资产价格最低、金融市场枯竭时变卖资产以充实资本。
显而易见,这种会计准则的干扰性已被证实,必须尽快废除。而近来实行的会计改革也必须取消,不仅因为在金融危机与萧条时这些改革意味着死路一条,而且从根本上说,重要的是在繁荣期坚持谨慎保守的估价原则--这一塑造了整个会计系统的原则始于15世纪的卢卡·帕乔利【译注: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人,现代会计之父】,止于对国际会计准则(IAR)的迷信般采用。
必须强调,会计的目的不是以被曲解的“会计透明度”为借口,来反应期望的“真实”价值。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价值都是主观、随行就市的。相反,会计的目的是实现谨慎的公司管理,并防止资本消耗,就像哈耶克早在1934年的论文《资本保全论》(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中建立的原则。
这就需要严格实行会计稳健性原则(基于谨慎原则,历史成本和市场价值两者相比取其低)。无论何时,确保可供分配的利润来自安全的盈余,利润分配一点都不能损害公司未来的生存能力和资本总额。
谁应为当前的状况负责?
显而易见,自由市场上的自发秩序不应为现状负责。过去的每次危机都带来一个典型后果――人们谴责市场,并坚信萧条是需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失败”。当前这次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市场过程能自发对抗泡沫年代的货币侵犯。而中央银行不仅为巨额信用扩张带来的货币侵犯发许可证,甚至亲自策划并主导。中央银行机构才是真正的责任人,他们应为随危机与萧条而来的、蔓延全球的一切经济困苦负责。荒谬的是,中央银行们竟能搜集一帮特选的替罪羊(愚蠢的私营银行家、收取高额奖金的贪婪经理,等等),他们不仅在公众面前装扮成一个愤怒的受害者;而且还扮演唯一的最后贷款人角色,通过救助银行系统避免了更严重的悲剧上演。
总之,自1844年的《皮尔银行法》以来,错误的制度设计带给国际货币与银行体系的持久痛苦是一目了然的。在货币与银行系统中完全不存在自由市场,恰恰相反,私人货币被国有化、法币规则被引入、巨大而繁琐的监管、操纵利率,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指令都来自货币中央计划当局:中央银行。
换句话说,以国家货币、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在货币与信用领域控制着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所以,在货币与信用领域,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负面后果均由社会主义不可行原理证明,此原理由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现。
明确地说,国家货币的中央计划者们不可能获知、追随和控制货币的供求变化。此外,正如我们所见,整个金融系统的基础是国家授予私人银行家的法定特权。银行对客户的活期存款只保留一定比例的部分准备金。特权的结果是,私人银行家们不再是真正的金融中介,他们的主业变成创造存款。而由信用扩张实现的这些存款注定会被危机和萧条终结。
通过最严谨的经济分析,最冷静、最客观地解析过去和近来的金融事件,无情地揭示出,中央银行(其实质是真正的金融中央计划局)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功地发现恰当的货币政策。这正是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揭示出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发现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行原理,完全适用于所有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其前任格林斯潘、尤其是现任本·伯南克。根据此原理,计划机构的强制命令不可能组织起任何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产业。因为这样一个机构永远不可能获取必要的信息,把和谐的自然融入它的命令中。这正是在拙作《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第三章中的分析。本书已由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与经济事务委员会联合出版,今天我们特此推荐 (德索托, 2010b) 。
哈耶克用“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1990)来形容那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或自信才智和权力兼备,足以一直精确无误地调整货币政策的想法。事实上,纵容 “致命的自负”是件无比危险的事。其后果是,美联储与稍好一点的欧洲央行非但不能减轻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它们自己反而成为周期恶化的设计者和责任人。
因此,本·伯南克和他的美联储,以及自欧洲央行起的其它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点也不好受。多年来,他们一直逃避自己的货币责任,而现在却发现已无路可逃。要么放任萧条的过程进行到底,忍受健康而痛苦的调整;要么采用“再来一剂的通胀疗法”向后推延以图逃避眼前。而后一种做法会极大的增加在不远的未来更严重萧条(甚至是滞胀)的可能性。(这就是1987年股灾后犯的错误,导致80年代末的通胀,并以1990-1992年间的严重萧条结束。)
此外,现阶段再次实行人为的廉价信用政策只能阻碍对亏损投资项目的清算,并妨碍公司恢复元气,甚至有可能以无限延长的萧条终结,就像日本经济的例子,尽管尝试了一切可能的干预手段,经济却停止对一切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无论是货币主义的信用扩张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
唯有考虑到这种“金融精神分裂症”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两年货币当局的“胡乱开火”。货币当局担负着两种相互完全冲突的职责:既要控制通胀,又要向金融系统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以防止其崩溃。因此,今天美联储救助了贝尔斯登、AIG、房利美、房贷美和花旗;明天它就藉着两个充分正当的借口--“教训一下”和不能滋长道德风险,任由雷曼兄弟垮台。
最后,事件的演化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美国与欧洲政府启动了数百亿元的计划,购买银行系统中缺乏流动性(就是一钱不值)的资产,甚至直接购买银行股份,全部或者部分地国有化私营银行系统。考虑到所有的事态发展,未来可能的情况有哪些?
未来可能的情况与最恰当的经济政策
从理论上看,当前这种设计错误的金融系统一旦发生危机,我们可以想到四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一场灾难,整个基于部分准备金的银行系统彻底崩溃。看上去中央银行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救助私营银行。
第二种情况正好与第一种相反,但同样悲惨:它用一剂强烈的“通胀疗法”吹出一个新泡沫。这种往后推延的办法只能暂时推延问题的解决,代价是以后的问题会更严重(这正是2001年危机时发生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我称之为经济的“日本化”。政府重新实施廉价信用政策,用尽一切能想出的干预手段,以至于完全阻止了自发市场过程对亏损投资的清算,公司无法恢复元气。结果造成无限延长的萧条,经济无法恢复并停止对一切刺激做出反应,不管是货币主义的信用扩张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最后,第四种情况是当前最可能发生的:市场自发秩序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克服一切政府干预,最终能够完成对整体经济的微观调整过程;把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项目中那些盈利的生产线上。
不管怎样,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来袭后,(除了为避免整个部分准备金银行系统崩溃,而必须注入的最低剂量货币)必须避免一切额外的信用扩张。最恰当的政策应该是在全部经济层面上解除管制(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使得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快速重新配置到盈利行业。同时,必须减少公共开支和税收,增加负债累累的经济主体们的可支配收入,让他们能尽快偿清贷款。
所有的经济主体,尤其是公司,只能通过消减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偿清贷款来修复财务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弹性的劳工市场和严格紧缩的公共开支。这些手段极其重要,它使得市场能尽快发现那些错误生产的投资品的真实价值,因此为健康可持续的经济恢复打下基础。
然而,一旦经济恢复(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与萧条本身才是经济恢复的开端,它标志着市场发现犯下的错误,并开始进行必要的微观经济调整),恐怕就像过去一再发生的,不管未来中央银行多么小心谨慎(我们能指望它们学到教训吗?对于发生的一切,它们能记住多久?),不管实施多少新的监管法案(就像过往一切治标不治本的监管,尤其是巴塞尔协议II与III),迟早,新的信用扩张周期又会开始,虚假的经济繁荣、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又会不可避免的继续折磨我们。除非彻底重新设计全世界的金融与银行制度。根据构成资本主义根基的私有财产法基本原则,要求一切活期存款合同均保留100%的准备金。
结论
本演讲以《皮尔银行法》开始,也将以它结束。1844年6月13日和24日,罗伯特·皮尔在下议院指出,在过去的每一次货币危机中,“国家的纸币发行量大增”,“没有根基的货币…仅仅创造出虚假的价值,当泡沫破灭时,它的破坏扩散到全国,扰乱所有的商业交易。”
尽管这些问题早已由罗伯特·皮尔正确诊断,时至今日,166年之后,我们依然承受着痛苦。为了解决问题,并最终达成与21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唯一真正自由稳定的金融货币系统,必须实施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要把 100%准备金的要求推广到活期存款以及其等同物,以此发展并完善《皮尔银行法》的本义。哈耶克阐明这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将能预防未来的一切危机(哈耶克1984, p. 29),因为完全杜绝了没有真实储蓄支持的信用扩张。投资与自愿储蓄的完全匹配使得投资项目可持续发展。对于哈耶克的观点,我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100%准备金银行是唯一符合财产法基本准则的制度,而财产法是资本主义的根基。没有任何理由区别对待存款(货币的储存)与其它可互换商品的储存,例如小麦或石油,对于后者,无人会质疑100%准备的要求。
我们看到,关于第一步改革提议,最令人鼓舞的进展是,9月15日两位保守党下院议员――道格拉斯·卡斯韦尔(Douglas Carswell)与斯蒂夫·贝克(Steve Baker),在英国国会的10分钟初读中正式提交银行系统改革法案,该议案旨把皮尔银行法的要求推广到活期存款上。该法案《银行客户选择-信息披露与保护法》(Bank Customer Choice Disclosure and Protection Bill)将于3周后的11月19日二读中讨论。法案有两个目标:首先,法案将完全有效地捍卫公民对银行支票账户存款的所有权。第二,一劳永逸地终结虚假繁荣、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周期循环。
当然,该法案的第一个草案仍需要完善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多长时间的存款(比如说1个月)应该被认为是以储存而非投资为目的活期存款。而且凡是担保票面价值随时可用的合约,应该在本质上构成以储存为目的的活期存款。然而,仅仅在英国国会讨论这些问题,并吸引公众的广泛关注,就已经意义非凡。
无论结局如何,这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些下院议员们迈出了这一步,去对抗围绕着部分准备金系统的特权产生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他们的努力战斗能成功地瓦解控制全球的“金融奴隶制”,他们将像废除奴隶贸易的威廉·威伯福斯,以及其他对全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英国历史人物一样名垂青史。
其次,如果我们想彻底取得推倒柏林墙的最终胜利,并清除残留在货币与信用领域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首要之务是废除中央银行。如果采纳前面的100%准备金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最终贷款人角色就没有必要存在,如果它们坚持继续扮演中央金融计划者的角色,则有害无益。
第三,谁来发行基础货币(monetary base)?2周前去世的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曾建议,由一个公共机构以2%的年增长率发行公共纸币。我个人并不信任这一方案。就像过去一再发生过的情况,政府的任何预算危机都能被当成增发信用媒介的藉口。正因如此,我的提议中可能最有争议的一点是,为了终结未来政府对货币的一切操纵,必须完全私有化当前这种垄断的、由政府法定信托担保发行的基础纸币,替换以古典的纯粹金本位。
西班牙的古谚语说:“A grandes males, grandes remedios.”。英文意思是“重大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尽管任何接近这3个步骤的努力都能显著改善当前的经济系统,但一定要理解到,目前政府推动实施的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II 和 III)仅仅神经紧张地攻击表面症状,却放过了问题真正的根源。正因如此,未来它们注定再一次悲惨地失败。
与此同时,鼓舞人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私立机构不仅正在研究建立一个真正诚实的私有货币所必须的彻底改革,而且还提出了令人瞩目的可行方案,探讨如何过渡到新的银行系统。托比·巴克森代尔领导的科布登研究中心(Cobden Centre)就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一问题,在拙作《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的第九章也有阐述。顺便提一句,我在第九章解释了改革提议能带来一个很有趣的副作用,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不需要任何的成本与通胀效应,既能偿清多数现有的公共债务。在当前的时局下,公共债务问题已成为多数国家忧心的不可承受之重。
简述如下,由我提议并由科布登中心具体研究发展的、专门针对英国的解决方案是,印刷出足以满足银行活期存款总额的纸币,这些新印的货币是非通胀性的,因为它们将交给银行,并被完全冲销。也就是说,对于活期存款形式的银行债务做100%的资产抵押。这样,目前用于支持活期存款的银行一揽子资产(贷款、投资等)就能被“释放”。然后我提议把这些“释放”的资产组成共同基金,按照市场价格置换政府公债。
无论如何,必须提一个重要的警告:当然,必须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一解决方案生效的前提,既必须坚持对活期存款的100%准备金要求,义无反顾的重建自由银行系统。然而,在当前的时局下,重要的不仅是该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必须牢记,相对来说它只是(次要的)副产品,最重要的仍是前面所述的银行系统重大改革。
现在做最后总结,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新的罗伯特·皮尔能够成功推动这一系列改革议案,伟大的英国将再一次为本国和全世界做出无价的贡献。
【完】
作者简介: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马德里大学教授,西班牙奥地利经济学家领袖。他是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与教师,也是活跃的世界顶尖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著有《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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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2009),《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Auburn, Al.: Mises Institute (Second English edition). First Spanish editi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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