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瑞·罗斯巴德

译者：程晔

【《左与右》杂志创刊号主题社论，1965年】

 

无论保守党是否自知，他们身上早已打上长期悲观的印记。长期趋势，甚至时间本身，都在与他作对，因此，国内趋势不可避免地通往左翼国家主义，而在国外，趋势则是通向共产主义。正是这种长远的绝望，反而古怪地催生出短期的乐观。既然保守党已经无望地放弃了长期，成功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当前。在外交上，这种观点让保守党绝望地呼吁与共产主义决战，因为他觉得等得越久，事态的恶化将无可避免；在国内，这让他集中精力于下届选举，他总是希望获胜，却怎么都实现不了。保守党是实用主义的典范，他们又为长期的绝望所困，拒绝考虑或计划选举以外的事情。

 

然而，短期和长期的悲观主义，恰恰是保守主义的应有之报，保守主义是前工业时代，旧政权垂死挣扎的残余，因此，它是没有未来的。它在当代美国的化身－近来复兴的保守党，体现了腐朽势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乡村和小镇盎格鲁撒克逊美国白人的垂死挣扎。但是，自由的前景在哪里？自由主义者往往误把对自由的展望，与貌似强大、看似盟友的保守运动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让人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代自由主义者也染上长期悲观的特征。但本文挑战这一观点，认为无论在国内国外，虽然自由的近况似乎很暗淡，但无法遏制的长期乐观，才是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确态度。

 

本论断基于一种历史观：首先，在18世纪前，西欧存在一个可识别的旧秩序（18世纪后，旧秩序仍在西方以外继续生存）。无论旧秩序是以封建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其显著特征都是暴政、剥削、停滞、固定的社会等级、饥寒交迫而绝望的绝大多数人口。总之，生活是“肮脏、粗野、短命的”，那里有梅因的“身份社会”和斯宾塞的“军事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是征服，并让大众相信所谓的君权神授。

 

旧秩序过去是自由的大敌，现在仍然是；在过去的时代，它尤其显得强大，因为那时完全无法预见到，它一定会被推翻。当我们考虑到，自有史以来，旧秩序几乎笼罩所有文明；我们更加可以体会到，18世纪自由主义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和荣耀。

 

19世纪末，反自由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西欧历史时，陷入极大的误区，他们混淆了这场斗争的部分特征。他们错误地认为，对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君主制和重商主义是必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把商人和民众从本地的封建约束中解放出来。在现实中，那根本不是实情，封建制度正在市场经济的和平发展之下消融，而国王及其单一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再次推行并巩固封建主义的超级封建领主。国王把自己的管制和垄断特权，叠加在封建特权之上。君主专制国强化了旧秩序，比以前更专制。事实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得最早、最活跃的地方，正是那些中央政府很薄弱，或不存在的地区：意大利城邦、汉萨同盟、十七世纪的荷兰邦联等。最终，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推翻或剧烈撼动了旧秩序的根基：第一 ，工业和市场沿着封建秩序的缝隙扩展（例如，英国工业是在封建主、国家和行会管制不到的农村发展起来）。第二个更重要的途径是，一系列巨变式的革命，摧枯拉朽般地动摇了旧秩序和旧的统治阶级：17世纪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必要的，它们开启了工业革命，至少部分地宣告了个人自由、自由放任的政教分离、以及国际和平的胜利。等级社会，至少部分地让渡到“契约社会”；军事社会也部分地让位于“工业社会”。现在，大多数人能够灵活地劳动和定居，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达到简直不敢想象的地步。确实，自由主义不仅给西方世界带来自由、和平的前景，以及工业社会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带来的希望－－能够日益进步，将大众从长年累月的停滞和绝望中解救出来的希望。

 

围绕这一新的革命现象，西欧很快发展出两大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是自由主义：希望之党，激进之党，自由之党，工业革命之党，进步之党，人性之党；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反动之党，渴望恢复旧秩序的等级制度、国家主义、神权政治、奴隶制、和阶级剥削的政党。因为道义无疑站在自由主义一边，保守党为掩盖真相，呼吁浪漫主义、传统主义、神权政治和非理性主义，以模糊意识形态的格调。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在谱系上，自由主义极“左”，保守主义极“右”。伟大的阿克顿勋爵，在其影响力式微之时，天才地感悟到：真正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激进革命的（他是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越老越激进的有趣人物之一）。阿克顿写道：“自由主义祈求应当如何，不管现状如何”。顺便说一句，阿克顿在得出这一观点时，第一个达到“永久革命”的境界，他比托洛茨基还早。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其杰出的阿克顿研究专著中写道：

 

“他的哲学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公然把未来视为过去的敌人，除非碰巧符合道德，否则不允许为过去保留任何权力。他承认，认真看待这种自由的历史理论，把‘应当’置于‘现状’之上；实际上就是在构筑‘永久革命’”。

 

阿克顿在就职演讲中暗示，并在注释里坦率承认，“永久革命”是自己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顶峰。...人的身上携带着善与恶的知识，这种良知的理念是革命的本源，它摧毁了过去的神圣性。......“自由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阿克顿评论道，“现实必须让位于理念。如果有可能，用和平和耐性，否则，就用暴力”【注1】。

 

“自由党远远超越辉格党”，阿克顿写道：

 

“辉格党人由妥协支配。自由党一开始就由思想主导......一个实用、渐进、准备妥协，另一个在哲学指导下制定原则。一个用政策对付哲学，另一个为哲学寻求政策。【注2】”

 

那么，自由主义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在19世纪衰落了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也许根本的原因，是自由主义自身命脉的内部腐化。随着西方自由主义革命的部分成功，自由党人激进的热情日益冷却，他们逐渐放弃自由主义的目标，偃旗息鼓，仅仅满足于守护无望、缺陷重重的现状。自由主义的衰落有两个可辨识的哲学根源：第一、拥护功利主义，放弃自然权利和“高级法”。要想超越现行体制，挑战现状，唯有自然法或高级法理论才能提供激进的根基；唯有这样的理论，一心要把犯罪的现行统治者推上正义的法庭，从而让自由主义的斗争充满了必要的紧迫感。相反，功利主义者为了权宜放弃正义，不顾当务之急而止步不前，最终，无可避免地沦为现有秩序的客观辩护者。

 

自由主义衰落的第二大哲学影响是进化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为作为社会激进力量的自由主义划上了终止符。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戴着和平、玫瑰色的眼镜，用无比缓慢、无穷渐进的社会进化眼光，错误地看待历史和社会。他们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不曾自愿放弃权力，为此，自由主义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革命手段取得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平地憧憬，经过千百年无限缓慢的演变，达到号称必然的个人主义阶段。

 

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个有趣的例证，19世纪自由主义的衰落就体现在他身上。一开始，斯宾塞是一个杰出的激进古典自由主义者，几乎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斯宾塞起初并没有在理论上放弃自由主义；但是，随着社会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病毒侵占他的灵魂，他不再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总之，斯宾塞期待纯粹自由的最终理想；同时，他开始相信自由的胜利必然会到来――但只有在经过上千年的渐进演变之后。于是，斯宾塞实际上抛弃了斗争、激进的自由主义信条，把自己的自由主义实践局限于疲倦的后防行动，以对抗十九世纪后期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有趣的是，疲倦的“右倾”战略很快让斯宾塞在理论上也变得右倾；结果，斯宾塞甚至在理论上也抛弃了纯粹的自由。例如，否定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的名篇：《无视国家的权利》。

 

十九世纪初，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始由激进转变为准保守主义。这一转变的试金石，是英国自由党普遍持有的，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爱尔兰民族解放是一场双重反抗斗争：1、反抗英国的政治帝国主义。2、反抗该帝国主义强制推行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诞生在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英国自由党人（包括斯宾塞在内）像保守党一样，无视爱尔兰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尤其是对其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农民财产权的主张视而不见，标志着自由党已经正式放弃真正的自由主义。只有在激进自由主义的伟大家园－－美国（封建主义从未在南部以外地区扎根），自然权利、高级法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自由运动才能声势浩大地继续下去，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杰克逊主义与废奴运动一起，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后两场强有力的激进自由主义运动。【注3】

 

于是，随着自由主义从内部分崩离析，西方世界不再有希望之党，不再有能领导斗争的“左翼”运动，去对抗国家和毫发未损的旧秩序残余。在枯萎的激进自由主义留下的空白中，兴起一场新的运动：社会主义。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惯于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信条。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应为当今世界自由主义者严重的思想迷惑负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保守主义是自由的对立面；而比保守主义“左”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间道路，因为它试图用保守的手段去实现自由的目的。

 

总之，罗素·柯克声称，社会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人，而罗纳德·哈姆威认为，社会主义是保守主义的继承者。两人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看待这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的侧重点在哪里。社会主义接受工业体系和自由党的目标－－自由、理性、人口流动、进步、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终结神权政治和战争。在这些方面，它与自由主义相近而与保守主义相违。但它试图用中央集权、中央计划、公有制等不相容的保守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传自圣西门的右翼独裁派，该派赞美中央集权、等级制度、集体主义，是保守主义设法接受并主导新兴工业文明的写照。另一个则是相对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左翼，有马克思和巴枯宁两种不同代表形式。左翼是革命派，该派对实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目标更感兴趣：尤其是粉碎国家机器，实现“国家的消亡”，并“终结人对人的剥削”。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言：“用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可以迂回地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伟大的法国激进放任自由主义者，查尔斯·孔德（他与奥古斯丁·孔德无关）和查尔斯·迪诺耶身上。“阶级斗争”的概念也能追溯到同一源头，不同的，只是在迪诺耶和孔德眼里，对立的阶级原来并不是商人与工人，而是社会中的生产者（包括自由商人、工人、农民等）与由国家机器选定，并赋予特权的剥削阶级。【注4】在圣西门迷茫混乱的一生中，他曾一度与孔德和迪诺耶走的很近，从他们那里捡起阶级分析，结果全搞砸了。他混乱地把市场上的商人、封建地主与其他特权者一起，归入“剥削者”。马克思和巴枯宁照搬圣西门主义，结果严重误导整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于不仅要粉碎压迫的国家，他们甚至认为必须彻底摧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左翼社会主义者拒斥私有财产，尤其拒斥资本，那么，他们就受困于一个关键的自相矛盾上：如果革命之后，国家消失（巴枯宁版是立即消失，马克思版是逐渐“消亡”），即使名义上已经没有国家了，怎样才能既不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又能让“集体”支配其财产呢？这是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追随者从未解决的一对矛盾。

 

二十世纪到来时，社会主义取代激进自由主义，成为“左翼”党，它成为这一自相矛盾的牺牲品。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拉萨尔派、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大幅右转，完全抛弃旧的自由主义理想和目标－－革命和国家的消亡，他们变成安逸的保守主义者，永久接受国家和现状，以及在二十世纪之交，欧洲社会迅速建立并固化的全套架构：新重商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守主义也已改革重组，试图应对现代工业体系，并成为翻新的重商主义－－一种国家主义政体，其标志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偏爱的资本家和准封建地主授予国家垄断特权。右翼社会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纽带变得非常紧密，前者与后者的政策主张类似，不过披着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伪装：于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是“社会帝国主义”，约瑟夫·熊彼特一针见血地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及其同伙，用社会福利让步的手段吸引工人。而社会福利让步，又貌似取决于出口垄断主义的成功。”【注5】

 

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右翼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亲缘关系。俾斯麦主义首次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之后才轮到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实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神权政治、右翼集体主义等保守主义项目，这些项目保留，甚至巩固了旧特权阶级的统治。但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英国和美国也出现类似模式。因此，伯纳德·塞梅尔在他那本反映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社会帝国主义运动的辉煌历史著作中，展现了费边社怎样欢迎帝国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注6】19世纪90年代中期，当英国自由党分裂成激进左翼与自由帝国主义右翼时，费边社共同领导人，比阿特丽斯·韦伯痛斥激进派为“自由主义者、反帝主义者”，却称赞后者为“集体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萧伯纳拟定费边社官方宣言－－《费边主义与帝国》（1900年），称赞帝国主义，并攻击激进派“仍坚持个人共和主义（和）不干预的僵化界限理念”。（后来，萧伯纳赞美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国内政策，完全做到前后一致）。对照之下，“一个大国......必须把文明的利益作为整体来统治（世界帝国）”。自此之后，费边社与保守党、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密切合作。事实上，在1902年底，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建立一个叫做“系数”的秘密智囊团；该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保守党帝国主义者利奥波德·S·埃默里透露道：“不管怎么看，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更关心如何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把自己的福利国家想法付诸实施，远远甚于尽早公开成立社会党的胜利....毕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就像（约瑟夫）张伯伦本人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内政相结合’”。【注7】埃默里写道，“系数”的其他成员，在运动中承担“专家小组或总参谋部”的职能，他们分别为：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理查德·霍尔丹，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J·麦金德，《国家评论》的出版人、憎恶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利奥波德·马克西，保守党社会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米尔勒子爵，海军帝国主义者卡莱恩·贝莱尔斯，著名记者加尔文，萧伯纳，摩根银行合伙人克林顿·道金斯爵士，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他首次在俱乐部会议上谋划的政策，促使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法俄缔结协约国。【注8】

 

不出所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党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都背叛了革命和平主义的旧理念。在战争中，每一个社会党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拉下了古典社会主义左翼崩溃的帷幕（尤金·维克托德布斯领导的美国社会党是一个光荣的例外）。从那时起，社会主义者、准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同流合污，接受国家与混合经济（＝新重商主义＝福利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些术语，不过是表述同一基本现实的同义词）。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崩溃，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掀起复兴左翼社会主义的运动，以重建古典的革命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列宁几乎不知道的是，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众所周知，“纯化”运动铲除近来的腐败，渴望返回古典的纯正，进一步纯化了古典源头中的正确成分。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部分“保守”论调，往往鼓吹国家、西方帝国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正是大师在这些问题上自相矛盾，促使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向“社会帝国主义”阵营。【注9】列宁的阵营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左”。列宁的革命立场更坚决地对准国家，他始终捍卫并支持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另一些重要意义上看，列宁主义也同样更“左”。马克思的批判集中于市场资本主义本身，而列宁考虑的中心，则是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垄断。因此，就像列宁在实践中所做的，他把矛头对准国家垄断和帝国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的做法远比马克思更意气相投。近年来，随着列宁主义世界的分裂，一个更左倾的趋势崭露头角：中国式。中国人几乎完全把重心放在发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上，他们不仅蔑视右翼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妥协，还准确无误地把枪口对准封建和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资本和准封建地主捆在一起的垄断特权，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毛派事实上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强调，他们更集中贯彻列宁主义的努力，全力推翻当今世界旧秩序的主要堡垒。【注10】

 

在当代转向右翼集体主义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内政上的逻辑顶点。确实，西方权势集团一贯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上完全相同。自由主义者也习惯了这种看法。尽管这两个体系无疑都是集体主义，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内容上差异巨大。共产主义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它无情地罢免并推翻旧的统治精英；而法西斯主义则相反，它巩固旧统治阶级的权力。因此，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运动，它施加给社会一整套垄断特权；总之，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样板。【注11】法西斯主义证实了，它对大企业的利益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当然，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1920/1930年代早期如此公然，如此明目张胆的原因。【注12】

 

现在，我们做好准备，可以分析美国的情景。我们看到，相比之下，由当代保守党宣传，并为大多数美国自由主义者所接受的美国近代史是一个误区。误区大致如下：直到新政前，美国或多或少，曾是自由放任的庇护所；后来，罗斯福受到费利克斯·法兰克福、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以及其他“费边社”和共产党阴谋家的影响，策划了一场让美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并打算跃进到共产主义。今天，用此观点，或类似观点看待美国经验的自由主义者，往往把自己看成“极右翼分子”；保守主义紧接在他左边，再左一点是中间道路，然后再向左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一些自由主义者极其渴望给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既然在他们眼里，美国正不可阻挡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急不可耐地忽略中间阶段，把一切对手涂抹成红色。

有人可能认为，“右翼自由主义者”能立即看到该观念的严重缺陷。就看一件事，他们强烈反对开启社会主义之门的所得税修正案，而该修正案于1909年通过时，国会两党绝大多数都投票赞成。如把此事件看成走向左翼社会主义的一大步，那就要把主导第16修正案的塔夫脱总统视为左派，肯定没人敢贸然这么做。其实，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看，新政都不是一场革命。新政的全套集体主义项目早在意料之中：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就实行过类似项目；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战争集体主义和中央计划主导。新政项目的每一个元素：中央计划、创建工农业强制卡塔尔网络、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人为提高工资率并在整体垄断架构之下推广工会、政府监管和政府所有权，这一切早在前两个十年就已预见，并勾勒出。【注13】新政项目赋予大企业特权，将大企业的利益置于集体主义的塔尖，这绝不会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或左翼主义，里面闻不到一丝平等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味道。不，这个迅速成长的集体主义，其亲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或称右翼社会主义。二十年代，许多大商人公开表示，他们渴望用自己能控制的集体主义体制，来取代准自由放任体系。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塔夫脱、威尔逊、胡佛等人并不是地下共产党，而是法西斯党先驱。 

 

保守党谬解新政，而1930年代早期的列宁主义运动，却看透新政的实质。直到30年代中期，应苏联外交关系的迫切需要，全世界共产党阵营急剧转变为“人民阵线”时，列宁主义运动才开始赞同新政。于是，在1934年，英国列宁主义理论家，R·帕尔梅·杜特发表简短尖锐的分析，称新政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披着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伪装，其实质却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保守党的对手们对新政最有力、最尖锐地谴责。杜特写道，罗斯福的政策“转变为一种战争式的独裁”。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国家复兴局，强制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用通货膨胀来资助商业、银行业、农业；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来部分地没收人民财产；采用政府固定工资并强制仲裁的手段，管制并剥削劳工。杜特写道，剥去新政“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伪装”，露出的现实，仍是国家极权资本主义，和工业奴隶制下的新法西斯体系，并且暗示“发动战争”。杜特引用享有盛誉的《当代史杂志》编辑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道：“新美国将既不是旧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当前的趋势是法西斯主义，那将是一个美国式法西斯主义，它体现了一个伟大中产阶级国家的经验、传统和希望（写于1933年中）”。【注14】

 

因此，新政不是美国过去的质变；相反，它仅仅是进一步扩张过去那些在胡佛当政时，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集体主义中，以及在进步年代里，早已提出并实施的国家特权网络而已。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博士在其杰作《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中有最透彻的剖析，科尔科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政治资本主义”，并从进步年代的“改革”中追踪其起源。正统历史学家一直把进步年代（大约1900年至1916年），视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垄断”的时期。于是，故事这样展开，为了对付垄断者与大企业的统治，无私的知识分子和有远见的政客转向政府干预，以改革并管制这些恶势力。而科尔科在其伟大著作中展现的现实，却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科尔科揭示出，尽管在世纪之交，大企业利益集团为稳定和巩固经济实力，掀起兼并和联合的浪潮，但却在自由市场竞争力量的冲击之下，迅速破坏和瓦解。正是为了应对在市场竞争风暴下的节节败退，大企业在1900年后越来越多地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和保护。总之，联邦政府的干预，其原意不是要体恤公众疾苦，遏制大企业垄断；而是为了替大企业（以及小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它们未能在自由市场竞争风暴中得逞的垄断。左右两派一直受一个观念的误导，以为政府干预一定是左倾、反商业的。 因此，右派中普遍流行着把公平交易看作红色新政的误区。以摩根利益为首的大商人，与几乎是学术界唯一例外的科尔科教授都意识到，垄断特权只能由国家建立，不可能是自由市场的运行结果。

于是，科尔科表明，自西奥多·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开始，至威尔逊的新自由到达顶峰，从保险、银行、肉类、出口、直到一个又一个的一般性行业。其实，今天的右派们认定为“社会主义的”管制，不仅受到大商人们的一致称赞，甚至就是他们亲自策划的。他们处心积虑，试图通过补贴、稳定和垄断特权来控制经济体。安德鲁·卡内基的观点很典型；他对钢铁行业的竞争状况忧心忡忡――不管是成立美国钢铁公司，还是著名的由摩根公司赞助的 “加里的晚餐”，都无法抑制住竞争。卡内基在1908年宣称：“我总是想，只要政府一管，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卡内基宣称，政府管制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虽然煤气公司的资本受到法院的控制，但资本是绝对安全的。所以，将所有资本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同样安全”。【注15】

 

科尔科表明，摩根一手创建美国进步党，就是要惩罚塔夫脱总统，并把罗斯福重新选上台，因为塔夫脱总统过分热衷起诉摩根企业。左翼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在无意间，为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披上民粹主义的伪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创立，标志着威尔逊的新自由达到了顶峰。大企业非但不视其为危险的社会主义，反而踊跃欢呼那些由政府支持、授予特权、并监管竞争的项目生效，自己的夙愿终于得偿（威尔逊的战争集体主义受到更热烈的欢迎）。1915年底，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前伊利诺伊制造商协会主席、爱德华·N·赫尔利兴高采烈地宣布，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为了将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和货运，美联储对银行家，以及农业部对农民的作用，推广到“一般性行业”。【注16】正如后来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轰轰烈烈上演的那样，每一个经济利益集团都组成垄断卡特尔，并纳入社会经济结构等级中相对应的特权位置。著名的公司律师，阿瑟·杰罗姆·艾迪的观点尤其有影响力，他的专业是成立商会，并协助创建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在代表作中猛烈抨击商业竞争，呼吁政府控制并保护工业“合作”，艾迪鼓吹说：“竞争是战争，战争是地狱”。【注17】

 

当代右派谴责进步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是社会主义者，但那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俾斯麦德国的保守党国家社会主义－－众多现代欧洲和美国政体的原型。十九世纪晚期，大批美国知识分子在其旗下接受高等教育。科尔科指出：

 

“当代知识分子眼里的保守主义......莱斯特·沃德、理查德·T·伊利、和西门·N·帕顿的理想化国家......都是这段时期众多美国学者受到的特别教育的结果。十九世纪末，美国学术界的社会和经济理论主要受到大学的影响。集中福利职能的俾斯麦主义理想国家......是由1880-1890年代，去德国深造的数千个主要学者们量身定制的。【注18】”

 

此外，德国主要的极端保守主义教授，亦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其理想是刻意把自己打造成“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分子保镖”－－他们无疑做到了。

 

科尔科作为进步年代知识分子样板，恰如其分地引用摩根资助的《新共和》杂志编辑，赫伯特·克罗利的话，系统总结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他称赞这种新汉密尔顿主义是为集体主义的中央控制服务的体制，是能将社会整合成等级结构的体制。

 

展望进步年代，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总结道，

 

“战争期间，在联邦级的各行政和应急部门，创建了政府和企业联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下一个十年。事实上，企业在战时赢得了最毋庸置疑的胜利.....大企业获得各监管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全力支持。正是在战争期间，寡头垄断和价格市场协议才能在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中有效运作。权力在经济体中快速扩散，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几乎消失了。尽管重要的......新立法停止了，但利用进步年代奠定的基础，各行业的状况得到稳定和巩固。联邦政府和企业的联合延续到整个1920年代及以后。在进步年代，在现代工业主义的背景下建立的，利用联邦政府来稳定经济的原则，成为后来众多政治资本主义流派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进步主义并没有在1920年代死去，而是成为美国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注19】”

 

新政也同样如此。30年代中后期，罗斯福政府摇摆着左倾了一点点，随后，于1940年开始国防战争合同经济，又重新巩固了与大企业的结盟。自此之后，这种经济和政体一直统治美国，体现为永久的战争经济，羽翼丰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重商主义，以及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自从美国社会在二战中被彻底军事化和政治化之后，其基本特征从未改变－－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人也越来越被塑造为顺从的，为国家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服务的“组织人”。小威廉·H·怀特在其名著《组织人》中明确指出，企业进行这种塑造，是采纳了“启蒙”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工程师的集体主义观点。同样一目了然的是，两边一唱一和，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大商人们太天真－－这种“天真”与将工人和经理塑造成温顺的奴仆，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大官僚机构服务的要求相吻合。这可不是巧合。在“民主”的幌子下，教育变成纯粹的大规模技术训练，只为将人塑造成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与此同时，共和党和民主党一如既往，就像在二十世纪前两个十年所做的一样，仍然扮演形成并支持该体制的两党。“一致主义”－－两党在表面的分歧下共同支持现状－－并不是自1940年后才开始的。

 

至于硕果仅存的一小股自由主义者，他们怎样应对美国意识形态谱系的变迁？二十世纪美国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的一生，可以给我们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1920年代，当诺克的激进自由主义理念成型时，人们普遍把他看成极左分子，于是，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在他的思想和政治生涯中，始终把关注焦点对准那个时代的主要敌人：柯立芝－胡佛当局的保守党国家主义；因此，对于诺克，他的好友和同事、自由主义者门肯，以及其他激进者来说，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他们自然要加入准社会主义者阵营。另一方面，当新政取代胡佛时，兑了水的社会主义者和摇摆的左翼干涉主义者跳上新政的宣传车；在左翼阵营中，只有诺克和门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与（人民阵线前的）列宁主义者意识到，罗斯福是胡佛的延续，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老胡佛与艾尔·史密斯等保守派人士认为，罗斯福走得太远，也有人反感其浮夸的民粹言辞。激进者会与这些人组成统一战线，这太自然不过了。但问题是，虽然一开始，诺克和他激进的同事们理所当然地鄙视新交的盟友，却很快开始接受他们，甚至自己也兴高采烈地贴上以前鄙视的标签－－“保守”。就像历史上多次意识形态变迁一样，对于激进派的基层，这种转变是在缺少正确思想领袖的情况下，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另一方面，对于诺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门肯，问题则出在更深的层次上。

 

诺克和门肯各自以迥异的方式，精雕细琢打造了辉煌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他们的学说中，一直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长期以来，两人都犯了悲观主义的大错。两人对人类接受自由体制不抱希望；对激进自由学说付诸实践感到绝望。两人都以个人的方式，逃避思想领袖的职责。门肯是快乐的享乐主义者，诺克则傲慢又讳莫如深。因此，尽管两人对自由事业贡献巨大，但却不能自觉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两人都无法展望自由党会是希望之党、革命之党，更不可能想到，它会是世俗的救世之党。犯悲观主义的错误，是跌进保守主义深渊的第一步；因此，尽管诺克大体上仍是自由主义者，但悲观的激进者实在太容易接受保守的标签，以至于模仿起陈词滥调：预设一个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先验立场。

 

引人入胜的是，结果，阿尔伯特·杰伊·诺克沿着他敬爱的精神先驱斯宾塞的思想路径，同样以纯粹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开始；同样为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为发起群众运动，而快速放弃其思想中凝聚的激进革命战术；最终，至少部分地，同样从战术上的保守坠入实质上的保守。

 

于是，尤其是当自由主义者凭感觉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站位以后，他们与被迫口头上接纳自由主义（却不接受其实质内容）的老派保守党结合，共同反对罗斯福政府。对于老派保守党来说，罗斯福政府搞集体主义太过分了－要么在实质上，要么在口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强并巩固了此联盟；主张和平和“孤立主义”的势力，统统被他们的敌人打成“右”边的人，随后，他们自己也接受了这种定性。此现象与美国以前所有战争时期迥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自由主义者自认为是“极右翼”，保守党紧接在其左边，这种看法已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因此，这个谱系上的大错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忘了或从未意识到，反战、反军国主义一直是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左翼”传统；因此，当新政时期的历史偏差自我纠正后，“右翼“再次变成推行全面战争的大党。当假想的保守“盟友”觉醒后，尾随其后的自由主义者措手不及，不明白发生什么事。自由派已经完全丧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标志和指导方针。

 

那么，如果自由主义者重新在意识形态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由的前景将会怎样？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眼里，世界正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相信，自己几乎与任何群众运动的前景阻断隔离，难免会沉浸在长期悲观中。但当我们意识到，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时，景象立刻变得光明：法国和美国等伟大的西方革命，引发大规模自由主义运动，完成了推翻旧秩序的任务。自由主义运动带来了工业革命的荣耀、自由的增长、人口流动、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我们今天仍然保有的这一切成就。尽管有反动的、退往国家主义的小插曲，当今世界仍远远超越过去。当我们又考虑到，直至十八世纪的西方，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神权政治、军国主义等旧秩序，仍以各种形式主宰一切人类文明，我们一定要以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来看待人已有的成就，和人能达到的高度。

 

然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无望的专制主义、停滞不前的历史纪录只会让人更悲观，因为它显示出旧秩序的韧性和耐久性。鉴于过去一个世纪的倒退，新秩序尤其显得脆弱易逝。但是，这种肤浅的分析忽视了随新秩序革命而来的巨变，巨变显然是不可逆的。正是因为贫苦大众心中的期待和希望湮灭了，旧秩序才能坚守奴隶制长达几百年；人们顺从地俯首于君权神授的统治者脚下，他们认命地被奴役，野蛮地活着，勉强度日。但自由主义革命，不仅在西方大众，而且在仍处于封建统治的不发达世界人民心中，植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人们炙热地渴望自由，渴望耕者有其田，渴望国际和平，也许最渴望的，是只有工业文明才能实现的人口流动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大众将永远不会再接受，旧秩序下那任人摆布的奴隶制；自由主义和工业革命已经唤醒了这些要求，自由终将取得长期的胜利。

 

只有自由，只有自由市场，才能组织并维系一个工业体系。人口越膨胀、越爆炸，工业经济的运行越要不受限制。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自由放任与自由市场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逆其道而行将导致崩溃和经济危机。在一个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国家主义的危机格外显著尖锐。因此，国家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首先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即共产党）国家醒目凸显。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冲突最一览无遗。它拼命试图完成其宣称的目标：工业增长、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并最终消亡国家，却越来越无法用集体主义的手段达到这些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崩溃是无可避免的。首先，社会主义计划的逐步垮台不容易看清。因为，与马克思的错误预言相反，列宁主义的夺权从未实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一个实例都发生在深受封建压迫的国家。其次，共产党上台后没有立即尝试推行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等到多年以后：在苏联，列宁最心爱的理论家布哈林本打算扩大新经济政策，往自由市场方向前进。直到30年代初，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才逆转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智慧。即使是号称狂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直到1950年代末，才推行社会主义经济。在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都带来一系列经济崩溃，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违背意识形态原则，一步步从中央计划撤退，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返回自由市场。苏联的利伯曼计划引人瞩目，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早已大步推行无可避免的去社会化进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走得最远，它比其他国家更早摆脱斯大林的铁腕统治，短短十几年，去社会化进程速度快、进展大，当今的南斯拉夫经济并不比法国更社会主义化。确实，国家的统治者仍然自称为“共产党”，但这已与基本的社会经济事实无关。在南斯拉夫，中央计划几乎已经绝迹。私营部门不仅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在工业中的比重甚至更大，公共部门的权力已经彻底下放，自由定价，自负盈亏，每一间工厂都成立工人合作所有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几乎消失了。只要完成最后一步――从工团控制转变成个人股份所有权，就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与《每月评论》杂志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并发出警告－－南斯拉夫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

 

半个世纪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发表著名的见解，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真正的价格体系，因而不能进行经济计算，无法成功地实行任何经济计划。人们可能会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会逐渐证实该理论的相关性，为米塞斯深刻的见解欢呼．事实上，米塞斯的一个追随者若干年前写过一本小说，里面预见了去社会化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国家的变化，更不用说向其致敬了。也许因为他们几乎歇斯底里的看待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认识不到那个铁板一块的威胁有任何瓦解的可能。【注20】

 

因此，越来越多共产党国家被迫从根本上去社会化，最终将走向自由市场。不发达国家的状况也让自由主义者坚持乐观。环顾全球，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到处掀起推翻封建旧秩序的革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正竭尽全力压制这些革命；而正是同样的革命历程，让美国和西欧挣脱了旧秩序的束缚。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甚至压倒性的武装力量也无法抑制民众跨入现代世界的渴望。

 

现在，来看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这里，乐观的情况不太明朗，准集体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并不像社会主义那样一览无遗。然而，在自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专家折磨之下，未来同样笼罩在经济危机中：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的国际收支，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元岌岌可危；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长期失业；永久的战争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的不经济扭曲。此外，美国的潜在危机不仅在经济上，道德正在美国年轻人的心中萌生，势头迅猛，鼓舞人心。年轻人反抗权威官僚的束缚，反对整齐划一的大众教育，反对国家爪牙的残暴和压迫。

 

此外，这里仍然保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形式，至少从短期上看，这有利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成长。幸运地的是，美国仍拥有自由主义思想和行动的伟大传统，尽管过去半个世纪，在国家主义和暴政的掩盖下，这一传统已几乎湮灭。但即使其意义在实践中已被剥离，却仍体现在日常用语中，仅此一点，就足以为未来的自由党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那么，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自由胜利的“客观条件”遍布全世界，而且比以往任何年代都多；无论在何地，民众都已决定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要求自由的承诺，而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处处都无法满足这些目标。那么，需要做的很简单，即胜利的“主观条件”，比如，要有越来越多知情的自由主义者，将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国人民，告诉人们，自由和纯粹的自由市场是解决问题、化解危机之道。除非有大量自由主义者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否则自由就不能彻底实现。但也许，创造这样一场运动最大的绊脚石，是当今世界自由主义者的典型心态－－悲观绝望。悲观大多源自对历史的误读，他觉得自己和寥寥几个同事们无可避免地脱离群众，因此与历史潮流隔离。于是，他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场能够，并且终将创造历史的，潜在运动的一份子，而是变成一个孤独的历史事件评论员。当代自由主义者已经忘记了，比起自己，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面对的困难是压倒一切的。在前工业革命时代，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不满足于只作悲观少数派，相反，他们统一了理论和行动。自由主义成长并发展成意识形态，领导并指引民众，发动了改变全世界命运的革命；十八世纪的革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扭转了历史进程－－从长年累月的停滞和专制统治，走向名副其实的，自由、理性、富足的世俗理想国。旧秩序已死，或已奄奄一息；各种试图重返旧秩序，来运行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的反动企图，注定要彻底失败。过去的自由党，为当代自由主义者留下光辉的传统：不仅有意识形态，而且还有绝地反攻式的胜利。他们也留下了，可供自由主义者仿效的正确战略战术遗产：要成为领导者，不要自视清高疏远民众，而且不要堕入短期乐观。短期乐观不切实际，直接带来幻灭，随后导致长期悲观。正如从对立面看，长期悲观导致只顾眼前，因而自我挫败。短期乐观的原因之一，是战略上幼稚单纯的看法：自由的胜利只需要教育更多的知识分子，接着由他们教育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说服民众，最后国家就会静静地卷铺盖溜走。问题没那么简单；自由主义者面对不仅是教育，而且还有权力的问题；统治阶级从不曾自愿放弃权力－－这是历史的规律。

 

当然，在美国，权力的问题还很遥远。对于自由主义者，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是摆脱不必要的、令人衰弱的悲观主义，将目光放在长期的胜利上，并着手铺设通往目标的道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他必须彻底纠正对意识形态谱系的错误看法，他必须发现谁是他的朋友和天然盟友，也许首要之务，是认识到他的敌人是谁。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在激进、长期乐观的精神鼓舞下继续前进。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伟人之一，伦道夫·伯恩正确地指出，这正是青年的精神。让伯恩激励的话语成为自由精神的路标：

 

“青年是理性的化身，青年与死板的传统较量。青年无情地质问每一条成规，为什么？这条规则对谁有利？当辩护者支支吾吾、回避答案时，他用自己新鲜、纯洁的理性精神分析制度、习俗、观念，他发现这些东西愚蠢、空洞甚至有害，本能地要推翻它们，用自己丰富的构想来构建自己的领地。

 

青年是酵素，他们在全世界鼓动所有这些质疑、检验的态度。年轻人厌恨诡辩和虚伪，坚持事物的原貌；如果没有年轻人制造麻烦，社会将彻底腐烂死亡。正是老一辈制定世故的政策，到处隐藏令人不悦的事，或心照不宣、缄口不语、又精心掩饰，只当这些事情不存在。但与此同时，疮口继续溃烂，一成不变。青年是猛烈的杀菌剂。他们揪住不可告人的丑事，坚持要说法。难怪老年人恐惧不信任年轻人。青年是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的审判......

 

我们的老年人总是乐观看待当前，悲观展望未来；年轻人则悲观对待当前，光荣期盼未来。正是这种希望，才是推动进步的力量，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推动力...

 

那么，生命的秘密在于，决不要失去这美好的朝气。青年的躁动应该沉淀出精华－－理智、强大、敢想敢做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必须灵活应变、不断成长，能够热情接纳新思想，敏锐洞察老经验。用一颗真实、温暖的心应对世事，就找到了永远年轻的秘密。永远年轻，就是救世。”【注21】

 

【完】

 

注释：

【注1】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阿克顿勋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04-05页。

 

【注2】同上，第209页。

 

【注3】对照卡尔·贝克尔《独立宣言》（纽约：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六章。

 

【注4】关于孔德和迪诺耶的资料，以及对整个意识形态频谱的分析，要感谢伦纳德·P·Liggio先生。乌托邦运动本来有积极和动态的一面，却在我们的时代备受诋毁，请参阅艾伦·Milchman《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乌托邦与意识形态》－11月评论（1964年11月）：第3-10页。同样对照于根森·鲁伦《希望的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刊于利奥波德·Labedz主编的《修正主义》（纽约：Praeger出版社，1962年），第166-78页。

 

【注5】约瑟夫·熊彼特《帝国主义与社会阶层》（纽约：经线书籍，1955年），第175页。顺便说一句，熊彼特意识到，当代帝国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阶段，而是倒退回资本主义之前的早期帝国主义，无非是封建军事阶层在推动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吸纳了少数特权资本家参与而已。

 

【注6】伯纳德·塞梅尔：《帝国主义和社会改革：英国的社会－帝国思想，1895－1914》（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

 

【注7】 塞梅尔引述利奥波德·S·埃默里《我的政治生涯》（伦敦，1953年），第74-75页。

 

【注8】当然，要点不在于这些人是“费边阴谋论”的产物，正好相反，到世纪之交时，费边式社会主义如此保守，以至于要与英国政治生活中其它占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潮流密切保持一致。

 

【注9】因此，见贺拉斯·B·戴维斯《国家、殖民地与社会阶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位》，《科学与社会》（1965年冬季）：26-43页。

 

【注10】当代唯一继续强调产业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派，是以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为代表的，支持分裂的托洛茨基派运动。

 

【注11】见亚历山大·J·格罗斯精辟的文章，《极权主义中的“主义”》，《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64年12月）：第888-901页。格罗斯写道：

 

“共产党......一般采取直接或间接措施，连根拔起现有的社会经济精英：地主贵族、商人、大部份中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官僚精英、军队、公务员、法官和外交使团。...第二、在每一个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实例中，都宣传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即承诺建立无产阶级或工人的国家......共产党为处于经济地位底层的阶级提供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从教育和就业方面看，机会总是大大超过在前政权统治下。最后，每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曾试图改变经济体系的基础，通常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德国和意大利版的）法西斯主义...是社会经济上的反革命运动。......它不仅没有剥夺或消灭已有的社会经济精英。恰好相反，法西斯主义不仅不阻止，反而促进商业向垄断寡头聚集的趋势...

 

如果术语“资本主义”仅限于指自由放任体系，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经济体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因此不是“资本主义”；但其运作难道不是在保护现有的社会经济精英，维持对他们的物质奖励吗？”（同上，第890-91页）

 

【注12】关于在那个年代，用法西斯主义和右翼集体主义改造美国的想法和计划，见穆瑞·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普林斯顿出版社：Van·Nostrand，1963年）。同样对照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和George LaPiana，《如何对付意大利》（纽约Duell，斯隆和皮尔斯出版社，1943年），第65ff页。

 

萨尔维米尼敏锐地写道：“事实上，法西斯经济是由国家，即纳税人，为私营企业承担责任。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国家为私营企业的失误买单。...盈利是私人的。亏损是公众和社会的。”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伦敦：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36年），第416页。

 

【注13】见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各处。

 

【注14】帕尔梅·杜特《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纽约：国际出版社，1934年），第247-51页。

 

【注15】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保守主义的胜利：对美国历史的重新解读－1900年至1916年》（伊利诺伊州伦科市：自由出版社，1963年），第173页和各处。科尔科开始影响美国史学方法，例见David·T·Gilchrist和W·大卫·刘易斯主编《南北战争时期的经济变迁》（特拉华州格林维尔市：埃留忒里亚的米尔斯·哈格利基金会，1965年），第115页。科尔科对铁路研究的补充和鉴定著作：《铁路和管制－1877年至1916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因出版太晚未能引用。克里斯托弗·D·斯通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美国交通运输往事》一文，简述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在铁路行业扮演的垄断者角色，见《新个人主义评论》（1963年春季刊）：第3-15页。

 

【注16】科尔科《保守主义的胜利》， 第274页。

 

【注17】阿瑟·杰罗姆·艾迪《新的竞争：商业和工业世界剧变的基础调研－由竞争转向联合的基础条件》，第七版。（芝加哥：AC McClurg出版社，1920年）。

 

【注18】科尔科《保守主义的胜利》，第214页。

 

【注19】同上，第286-87页。

 

【注20】令人高兴地是，威廉·D· 格兰普发表于《商业视野》杂志的《共产主义经济的新方向》一文是个例外。（1963年秋季刊）：第29-36页。格兰普写道：

 

“哈耶克说，中央计划将导致奴役。那么，减少政府的经济职权，就应该可以摆脱奴役。共产党国家可以证明这是正确的。那将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望不上，哈耶克的支持者也预料不到的，国家的消亡。”（同上，第35页）文中提到的小说是亨利·黑兹利特《伟大的理想》，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出版社，1951年）

 

【注21】伦道夫·伯恩《青年》，《大西洋月刊》（1912年4月）;转载于Lillian Schlissel主编的《伦道夫·伯恩的世界》（纽约：EP达顿出版社，1965年），第9-11页和15页。